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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祖勋院士的“好玩”事业

时间:2012-03-13 23:37来源:2012年3月12日楚天都市报

 


图为:院士夫妇在解放军测绘学院,他们是大学同学 
图为:1976年在瑞士(前坐者为张祖勋)


 
图为:1989年和导师王之卓院士(左一)在德国
 


 

图为:1994年张祖勋(左二)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签订VirtuoZo海外推广合同

本报记者刘我风

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在不同场合回答为什么搞数学时说:“就是好玩!”著名逻辑学家金岳霖在西南联大回答“为什么研究逻辑学”时也说:“为了好玩!”

3月9日,武汉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祖勋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,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呼应了前辈们的经验之谈:“好玩”两个字,道出了一切研究的真谛!言毕,75岁的院士露出顽童般的微笑。

张祖勋教授长期从事摄影测量与遥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。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和部委重大科研项目,在航空(天)影像测图自动化方面取得了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,曾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、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一系列国家和部委的奖励。推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摄影测量系统VirtuoZo,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已经推广应用1000余套,产生经济效益逾亿元。1988-1997年,张祖勋院士曾出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副校长。1995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。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。

近年来,张祖勋院士致力于将数字摄影测量的最新发展应用于工程设计、工程测量与数码城市的建立等领域,使摄影测量在工程领域中开创新的应用。建立新一代航空航天数字摄影测量处理平台——数字摄影测量网格(DPGrid),并于2007年通过国家测绘局鉴定。2009年,基于DPGrid(数字摄影测量网格)的正射影像更新项目通过国家测绘局鉴定,整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。他撰写论文、著作200余篇,被SCI、EI检索70余篇,著作“数字摄影测量学”获1999年“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”暨“科技进步奖(科技著作)”三等奖。

小学后进,初中毕业差点上技校

因为“好玩”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张祖勋院士,小时候可没有像个小科学家一样思考那么多的“为什么”,而是像大多数男孩子一样,喜欢爬墙上树。苏州城的城墙、城内城外的香樟树,是少年张祖勋的乐园。

张祖勋1937年6月5日出生于江苏无锡。一个多月后,抗战爆发,一家人躲进上海租界。抗战胜利后,因为父亲在苏州有投资,张祖勋随父母住到了苏州。“君到姑苏见,人家尽枕河。”谈到盛产状元的千年古城姑苏,院士一脸的谦虚,“苏州是个小地方,1952年才有公共汽车,我小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,我从房子后门的小河里挑水回家,在水缸里放块明矾搅一搅,就可以用啦。”

院士还自谦“小时候是个‘后进’,连少先队员都没有当过。”初中毕业,他报考了技校,准备毕业后去做一名光荣的产业工人。但苏州市一中也录取了他。父亲看得远,说你还是读高中吧,读了高中将来还有机会上大学。

迄今为止已经诞生了16位院士的苏州市一中,显然教学得法。张祖勋在这里“开悟”了,数学是绝对的五分,语文稍稍有点拖后腿,但总分在年级能够排到五六名。1955年高考时虽然没有被录取到第一志愿北大,但也没有落到第二第三志愿,而是被调剂到他根本没有填报的同济大学测量专业。

培养兴趣,是对专业最大的忠诚

测量是什么东东?不知!后来同济大学测量专业要和兄弟院校的测量专业一起,到武汉组建一所全新的测绘学院,“听说可以坐几天几夜的大轮船,大家高兴得不得了。”但关于专业知识,以及专业前景,这群年轻人知之甚少。

张祖勋非常感谢导师王之卓教授对自己专业兴趣的培养。大学5年,他除了一门功课89分——四分中的最高分,其它全部是五分。那时候的大学,既严进又严出,“当年在同济一个年级120人,组建武汉测绘学院后一个年级是150人,毕业时只有90多人。”大学毕业,张祖勋留校担任王之卓先生的助教,3年后,他又报考了王之卓先生的研究生。上世纪80年代,张祖勋正带着学生做实验,已经是学部委员的王之卓教授来看望徒子徒孙,张祖勋觉得导师的一句话问到了他的心坎上:“好玩吧?”

“真的是好玩!”后来张祖勋经常和高考“被选择”的学生交流:不要对“被选择”的专业失望,兴趣都是可以培养的。对专业的兴趣是对专业最大的忠诚。有感于现在年轻人对网络游戏的兴趣,以及成年人对麻将和扑克的兴趣,院士说:如果能够把他们的兴趣导引到对人类有利、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上来,那该多好啊。

三个半年,特殊经历成特殊财富

谈到早年的人生经历,张祖勋特别提到了“三个半年”:

第一个半年是在1965年,他和陈布雷的儿子陈适等老师一起下乡,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当时规定下乡干部有几种东西不能吃,其中之一就是不能吃荤腥。有一天房东在青菜里面加了一点腊肉丁,陈适和张祖勋很认真地把肉丁一颗一颗地捡了出来……

第二个半年是在1970年,张祖勋调入解放军测绘学院。“当兵”第一件事是下连队,从走正步,练军姿开始。第一天紧急集合,33岁的“老兵”张祖勋把裤子穿反了。部队搞野营拉练,穿四个兜的张祖勋与新兵们“官兵一致”,每天急行军100多里,硬是把京广线以西,黄河以北和太行山以东的大片土地丈量成身后的距离。

第三个半年在1976年至1977年之间。国门还没有打开,张祖勋被派往瑞士最先进的航测仪器厂学习。因为要避开苏联的上空,第一次坐飞机的张祖勋和另外一个同事,从北京—上海—孟买—雅典—苏黎世,不断起起落落,在空中呆了19个小时。下了飞机,两人一样的黑帽子,一样的中山装,一样的黑皮鞋,还有(借来的)一样的雪花呢大衣,俨然空降的“便衣解放军”,走到哪里都是焦点。张祖勋至今还记得瑞士师傅对他说过的一句话:你们中国人连我们仪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也造不出。

院士说,农村的半年,帮我从内部了解了社会;瑞士的半年,帮我从外部了解了国情。这是最好的政治课。而下连队的半年,则极大地磨练了我的意志,“以后研究中遇到的困难,和拉练中要挑战的生理极限相比,太不算什么了。”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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